和一般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构想不同，当代中国“阶级”与“品味”的关系，并非如“小资”或“中产”简单地取得文化领导权，或者是“草根”与“庶民”文化从边缘解构中心……由于经过革命的洗礼，1949年以后的中国呈现出“精英的二元性”现象，也即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处于不同步、两歧性的状况：一方面阶级的冲突虽然还会以政治的面貌出现，但更大的焦虑往往体现在政治领导者有可能丧生文化和“品味”的领导权；另一方面随着阶级对立在政治上的逐渐消散，新的紧张关系重新出现在文化和“品味”的领域。因此，“照相馆”里出什么“美学”？文化上进行怎样的“革命”？激进的政治为何在内爆于文化的领域，都可以从革命中国特殊的阶级与品味的关系中得到解释。而告别“阶级斗争”的标志，并非偶然地同样来自“品味”的领域，作为改革意识形态先导的“共同美”，就希望用“人道主义”和“人性论”的话语来弥合“阶级”与“品味”之间的“紧张”，但意识形态的“缝合”作用，禁不起时代变迁本身的冲击，改革开放三十年尽管在话语层面上造就了“阶级”退出，“阶层”上场的局面，实际上却在中国再造了新的阶级和阶级冲突：如果说当代中国的阶级意识还处于自发的状态，那么文化与“品味”的阶级冲突则可能成为使之自觉的契机。“屌丝文化”、“小清新”和“新工人美学”等潮起潮落的文化现象，不只是流行文化的潮流，也是当代“品味”的阶级斗争。